袁世凱上臺後，一心追求獨裁專制，企圖把封建君主制重新加在人民頭上。他採取瞭一系列倒行逆施的步驟：解散國民黨和國會，廢除《臨時約法》，獨攬軍事、行政大權，頒佈諸多法令。對外秘密與日本簽訂二十一條，出賣國傢主權，換取日本對其復辟帝制的支持。為瞭在地方佈置心腹，袁下令罷免江西、湖南、安徽、廣東四省都督，使北洋軍閥倪嗣沖入皖，佔領安慶。倪嗣沖、馬聯甲一夥與袁世凱緊密結合，偽造民意，推行帝制，互稱君臣，醜態百出，激起安徽人民極大的義憤。
為瞭反對袁世凱和地方軍閥推行帝制，1916年，我和段瑞蘭、楊允中、沈子修等曾密謀在安慶舉行武裝起義。我先與段瑞蘭籌資約2000元，設地下據點兩處：一個設在酒館味?園，地點在安慶舊藩署前，我充經理(當時同志們叫“朱貴酒店”)﹔一個設在安慶大南門中藥鋪樓上，由允中負責。藥鋪儲有炸彈。允中與上海方面接洽，約定舊歷端陽節前一日運回手槍20枝，準備在端陽節夜間起義。計劃首先縱火味?園，趁救火混亂時，由警務處督察長翟少垣先將朱傢珂(省警務處長)扣押，把東署、南署和西北兩署中下級警察，包括巡查一大隊，共2000餘人，集中起來，成立安徽討袁軍第一軍。同時，將常恆芳、褚輔成?從陸軍監獄接出來(常恆芳與褚輔成在1913年同時在北京被捕，解交皖軍法處，押於陸軍監獄)，組織安徽討袁臨時軍政府，並決定以常恆芳為首，段瑞蘭和我為副，管理全省軍事、民政事務。同時，還制定北伐計劃，訓練和擴大軍隊，響應雲南蔡鍔討袁義舉。不料事泄，倪嗣沖在武漢立即電告皖警務處，於端陽節前一日先下手，緝拿我等歸案。翟少垣是我的知己，得此消息後，夜半親自送來兩張出入城証，叫我迅速離去。我為瞭掩護同志，就把兩張通行証給瞭瑞蘭和子修，讓他們迅速離去，我遭到瞭逮捕。他們出城後，正好在途中遇見允中從上海購買軍火歸來，也就一起返回上海避難去瞭。這次反袁起義雖然失敗瞭，但是，民主共和的歷史潮流是不可改變的，袁世凱做瞭83天皇帝，終於在全國一片聲討中下瞭臺，憂懼成疾而死。倪嗣沖倉促由武漢逃回蚌埠。孫中山先生回國通電全國各省反對帝制，同時還電北京黎元洪，要求釋放政治犯。安徽同鄉會和柏文蔚聯名電皖，指名釋放我和常恆芳。不久我就恢復瞭自由。
袁世凱死後，黎元洪繼任總統，但是實權操在國務總理段棋瑞的手中。北洋軍閥與地方勢力矛盾重重，政局十分紊亂。張勛認為這是大好時機，大造復辟輿論，在徐州召開“督軍團”會議，組織軍閥攻守同盟。倪嗣沖的反動勢力在皖復起，他們大力搜捕革命黨人。楊允中不幸在上海被捕，押解到蚌埠，英勇殉難。我接到蕪湖赭山第五中學教員、陳獨秀的密友劉希平由蕪湖來信，催我速到他處避難。1917年2月初，我秘密來到蕪湖，住在赭山第五中學。當時的校長潘仰山，對我尚起瞭掩護作用。劉希平在該校講修身課，即現今的政治課，高語罕擔任國文教員。他們提出籌備工讀學校(即蕪湖職業學校)，要我擔任駐校董事，借以掩護。同時我還見到瞭李光炯?、盧仲農、王肖山等人。大傢一致認為，黑暗的政治局面甚長，這不僅是安徽一個地方的現象，當前的任務應該爭取在學校機關長期埋頭下去，從改革教育、培養青年人手，提倡新文化，竭力而慎重地介紹新思潮，去提高青年們的社會責任感。做好這項工作，還應該大力提倡普及義務教育。
在大力作好普及教育，提高青年革命覺悟的同時，我和劉希平6月初還到瞭上海，去進一步推動反對倪嗣沖運動。在那裡，我寫瞭一本《燃犀錄》，即《倪嗣沖禍皖記》，來揭露倪鄉救皖。可惜原稿已經散失。當時倪嗣沖得知此事後，曾派?州倪某傢走卒以5000金和安頓高位向我賄買此書，被我嚴詞拒絕。8月份劉希平返回安徽，我繼續北上。來到北京後，我去北大找瞭陳獨秀和胡適，還找瞭皖籍議員常恆芳等人，並和他們交換瞭對當時政局的看法。我告訴他們，我們想從教育青年人手，同時，發動皖籍軍人去反對倪嗣沖的安武軍等做法。這些意見都得到他們的支持。
1917年9月，廣東護法軍政府成立，推孫中山先生為大元帥。我應魯北平原混成旅胡翊儒和濟南第一混成旅張克瑤的邀請，來到瞭山東，交換瞭反對安武軍、迎接孫中山先生北伐的意見。不久接到劉希平、盧仲農等人來信，催我速回蕪湖，商量在皖西建立第三甲種農校。11月初，我離開濟南，路經蕪湖，和劉希平一起來到安慶，會見李光炯等人。大傢決定要我回到皖西六安籌建“三農”。1918年9月，我和桂月峰來到六安正式籌建，得到當時縣長李銘楚的支持，由縣勸學所墊借3000元、各界捐助2000元作為開辦費，借六安老賡?書院舊址為校址，於當年冬籌建告竣。同時，我還籌備六安女子學校於城西，推但西平為籌備員，聘吾妻周佩隱為校長。當時倪嗣沖爪牙劉道章是“公益維持會”會長、省教育會會長，沈子修是教育會總幹事。劉認為沈不是危險人物，如果沈子修擔任校長，學校經費就比較容易解決。其次，霍山劣紳郭緝熙與劉道章有勾結，曾企圖把農校設立在霍山縣。子修是霍山縣人，負有眾望，可以協調地方之爭，使學校在六安開辦。這樣，在籌備就緒後，我就報告省教職員聯合會，提請省教育廳委“二農”校長沈子修擔任“三農”校長。桂月峰擔任學監，我任修身課。1919年春，“三農”正式開學。六安學生會於3月成立。成立不久，就發表宣佈，響應安徽全省學生會提出的教育基金獨立運動。
安徽的新文化運動，實際上是從蕪湖第五中學開始的。新文化運動的開始，推動瞭反帝反軍閥運動，實質上是民族民主革命運動。當時，安慶、蕪湖兩地以進步的教育界人士和青年學生為中心，組織瞭全省教職員聯合會和全省學生聯合會。當時的文化運動有兩股力量：一股是以陳獨秀為代表的新文化運動的倡導者，早期陳獨秀在安徽蕪湖長街創辦過科學圖書社，提倡新文化，普及科學知識。後來，陳獨秀雖離開安徽，但是，他所辦的《青年》雜志，早在1915年在安徽就已出現，安慶、蕪湖兩地先進人士和各校青年受瞭很大影響﹔另一股是以李光炯為代表的反清、反北洋系民族主義思想的文化界人士。他們在文化界是很有號召力和影響的人物。陳、李兩人早有深交，但是政見不同，然而在當時都具有較大政治影響力。五四運動在北京爆發，安徽各地廣大青年，如安慶、蕪湖、合肥、蚌埠、六安、壽縣等地的青年學生，都紛紛起來響應北京青年學生的愛國運動。在五四運動前，當時在北京的陳獨秀同在安徽的劉希平、李光炯和我等都有聯系。陳獨秀離開安徽時曾說過：“我去搞全國性的運動，你們在安徽搞反軍閥活動。”在某種意義上說，劉希平實際上是陳獨秀在安徽的代表。當北京一發動，我等在安徽就積極推動，發表宣言，組織遊行。在青年學生宣傳動員下，工人、知識分子、工商業者和廣大城鎮居民也紛紛行動起來，形成一股巨大的反帝反軍閥的力量，同時還開展群眾性抵制日貨的運動。在教育方面，還提出開展教育基金獨立運動，提出經濟公開和校務公議的具體改革方案。這些，對推動運動的發展都起瞭一定的作用。
運動一旦深入，封建軍閥、地方官僚就暴露出他們的兇惡面目。5月下旬，督軍倪嗣沖、省長呂調元先後發佈緊急命令和佈告，開始鎮壓學生，揚言要“依法逮懲”，“決不姑寬”。最後倪嗣沖還下令解散學校，強令學生回籍。盡管運動受到鎮壓，但是鬥爭並沒有停止。五四運動的反帝、反封建的革命精神，和提倡“科學與民主”的口號，教育瞭廣大的安徽人民，提高瞭認識，明確瞭方向。
五四運動後，為瞭進一步推動反帝反軍閥的鬥爭，安徽各公團和劉希平、李光炯、光明甫等提請我籌辦《評議報》，兼任總主筆。經費由各學校籌集。通過《評議報》來評議當時的安徽政局，宣傳革命思想，並積極支持全省教職員聯合會和全省學生聯合會，推動安徽省反帝反封建愛國主義運動。
安徽大批青年經過五四運動，覺悟有瞭進一步提高，更迫切地追求救國救民的真理。馬克思主義的書刊較前更為普及。1921年在安慶、蕪湖兩地就已出現社會主義青年團的組織。記得與《評議報》發生關系的青年團員有：柯慶施、周新民、朱子帆、許繼慎、薛卓漢、舒傳賢、鄭鼎(李雲鶴)、王坦夫、宋偉年等。
1921年6月，省議會按照軍閥倪道烺(倪嗣沖的胞侄，鳳陽關監督)、馬聯甲(皖南鎮守使)的意圖，擬削減已決定增加的教育經費，以擴大軍費。6月2日，安慶各校師生派代表去議會請願，竟被驅逐。數千名學生得此消息後前去支援。不料馬聯甲悍然下令毒打學生，打傷學生40餘名。其中學生薑高琦身受七刀，不治而死。校長光明甫帶領學生直接與馬聯甲鬥爭，要求馬聯甲賠償學生性命。這件事引起瞭全城輿論大嘩，不久即舉行瞭有各界人士支援的萬人示威遊行。後經省參議會出面和解，馬聯甲自知理屈，逃回當時監軍駐節的蚌埠。這件事同時也震驚瞭全國，得到全國各地的同情和支援。在這種情況下，省當局被迫同意將教育經費由92萬元增加到150萬元。但是，兇手馬聯甲沒有受到懲處。
薑案發生後，倪道烺與馬聯甲及國民黨老右派管鵬合作，陰謀奪取政權。通過他們的爪牙劉道章、關蕓農等，由倪道烺出300萬元，包辦省議會，妄想推舉倪道烺為民選省長、管鵬為副省長，便於處理各學校風潮和撲滅學生運動(當時督軍不能管轄學校、直接處理學生遊行等事，民政問題隻能由省長專理)。我們當時決定各回原籍進行活動，反對賄選。李光炯和光明甫、史恕卿等回桐城，盧仲農和朱子帆等回無為，我和沈子修回六安。我們搗毀選票櫃，收集捏造選民假票的情況，公開揭露賄選內幕，並利用合法手段向北洋政府控訴倪、馬非法賄選罪狀。倪、馬無法，又以40萬元巨款賄買北洋政府內閣總理靳雲鵬，任命倪道烺的老師李兆珍為安徽省長，希望接事後，下令召集賄選議員開會，控制安徽政局。安徽人民再次奮起鬥爭，拒不承認李兆珍為安徽省長。當時我們發動教職員和學生2000多人，背著行李睡臥江岸，把守城門，不許李兆珍下岸入城就職。李看此情況，化裝成商人混入省長公署。安慶、蕪湖兩地立即舉行“三罷”，進行遊行示威，直搗公署。衛兵與學生發生沖突，還打傷二農教員王肖山，引起瞭群情怒憤。李兆珍懾於群憤，終於溜出省長公署逃跑瞭。驅李運動取得成功，安慶還舉行瞭萬人慶祝大會。
在促進安慶六二學潮、反對倪道烺賄選省議會和拒絕李兆珍入皖的鬥爭中，《評議報》對推動安徽民族民主革命，起瞭一定的作用。
從五四運動前後我的親身經歷中可以看到：反帝反軍閥的民族民主革命運動在五四運動以後，已經發展到一個新的階段。學生走上街頭，起瞭宣傳、動員、教育廣大人民的作用，使工人、城鎮居民、工商業者都行動起來，卷入到反帝反軍閥的巨浪中去，形成一股巨大的鬥爭力量。它增強瞭革命黨人領導、組織反帝反軍閥鬥爭的決心。五四運動以後，馬列主義書籍更為普及，安徽出現瞭共產主義的青年組織，工人階級走上瞭政治鬥爭舞臺。這些都為建立馬列主義政黨打下思想和組織的基礎。
（1979年）
註解：
? 常恆芳、褚輔成均為袁世凱任臨時大總統時的國民黨國會議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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? 李光炯，早年創辦安徽公學(校內集聚革命志士，為安徽早期傳播革命思想的重要場所)，1911年任安徽都督府秘書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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